历代造假大师们的传世高仿

人类表现创造力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人用它制出了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人用它造出了高仿版的艺术品、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化遗产。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历代造假大师们的得意之作。

*文章节选自《骗局:历史上的骗子、赝品和诡计》( [美] 迈克尔• 法夸尔 著 三联书店2020-7)。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中世纪有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拥有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木片,这有可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当年被耶稣背上加尔瓦略山(Calvary)a的十字架得有一棵参天杉树那么大。在中世纪,与宗教相关的文物和古玩拥有很大的市场,前往圣地的朝圣者们会为了一件圣物不惜一掷千金。对于心术不正的人来说这可是天赐良机,因此大批假冒的宗教圣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在所有赝品中最出名而且生财最多的就是都灵裹尸布了。

那块裹尸布上印着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男子的全身拓像,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把它当作耶稣下葬时的贴身裹布顶礼膜拜。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从这块裹尸布在1350年被法国利雷(Lirey)的一名骑士献给当地教堂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绝妙骗局。疑似耶稣裹尸布在世间流传的消息越传越远,罗马天主教廷随即对裹尸布的来源进行了调查。一位名叫皮埃尔·德·阿尔西(Pierre d’Arcis)的主教向教皇克雷芒七世汇报,他已经找到了那个在裹尸布上“用令人称奇的技术……巧妙地绘制出”正反面耶稣像的匠人的下落。虽然教皇在裹尸布展览的时候公开了一份否认其真实性的文书,但是在如此珍贵的圣物面前,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来历。裹尸布在欧洲巡展了一圈之后在都灵落了脚,人们对教皇的命令采取了完全忽视的态度。都灵裹尸布

罗马教廷从来都没承认过都灵裹尸布的真实性,而且前几年都灵的大主教还允许科研人员对裹尸布进行了一系列检测。1988年,位于美国、英国和瑞士的三所实验室各自提取了裹尸布的一小块样本,用放射性碳元素测年法分别进行了实验。三家实验室的测试结果都表明那块布100%出自公元1200年以后。尽管如此,在狂热信仰的驱使下,很多人仍然不把科学放在眼里。他们声称放射性碳元素测年法并不能解释裹尸布上的神迹,耶稣的影像不可能是中世纪的人画上去的。甚至有些科学工作者也对此事难下定论。比如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最近指出,用碳元素测年法测试古代纺织品得到的结果并不可靠。

对于那些把信仰寄托在都灵裹尸布上的人以及把裹尸布当作心灵支柱的人来说,它仍然是真实的神迹,其他人恐怕会对它究竟是怎么被造出来的更感兴趣。《都灵裹尸布真伪考》(Inquest on the Shroud ofTurin)一书的作者乔·尼克尔(Joe Nickell)在书中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向读者们展示了中世纪的人们的确掌握了在布上留下拓印的技术。首先他们把湿布包裹在某个物体上自然阴干,然后用布包着棉花,蘸上干粉颜料在阴干的布上慢慢拍扑(尼克尔用的是没药和芦荟的混合物)。看呐,神迹出现了!

半个世纪以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参观者们往往会在两尊巨大的武士塑像(还有一个只剩头部的武士塑像)面前啧啧称奇,它们据说是罗马人统治意大利中部之前的伊特鲁里亚文明(Etruscan)的遗物。它们出土的时候是碎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细致的拼接工作,然后推测它们大概产自两千五百年前。谁也没觉得它们酷似好莱坞低预算电影(B-movie)里的道具,就这样,它们作为“伊特鲁里亚文明的瑰宝”在大都会博物馆里一直展出到1961年。

直到有一年,有人揭穿了“伊特鲁里亚”武士像背后的骗局。有一位名叫哈罗德·伍德伯里·帕森斯(Harold Woodbury Parsons)的艺术圈专家兼业内侦探,追访到了一名据说在20世纪初参与制作伊特鲁里亚文物赝品的老人。老人名叫阿尔弗雷多·费奥拉凡提(Alfredo Fioravanti),他对帕森斯直言不讳地谈起了当年的假文物行当。费奥拉凡提曾经与一对姓里卡尔迪(Riccardi)的兄弟共同从事陶器文物的修复工作。入行不久,费奥拉凡提和里卡尔迪兄弟就用他们精湛的技术铤而走险,开始烧制伊特鲁里亚时期的瓶瓶罐罐还有小型人像。他们从中赚取了极大的利润,于是把眼光放到了制作巨型塑像的领域。

他们用陶土制出了大块头的塑像,并用二氧化锰(对16世纪的人来说这属于未知物)仿造出古旧的希腊黑釉感。他们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窑炉不够大。最后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把塑像打碎并分批烧制。随后,那些烧好的碎片连同虚构的出处与历史被卖给了大都会美术馆的采购代理。

帕森斯掌握了这个消息之后给《纽约时报》写信,爆料说从20世纪伊始一直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伊特鲁里亚塑像系今人伪造之赝品。帕森斯进一步给出了极其简单的验证方法:塑像中的一座缺失了一个拇指,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xxjpm.com/,都灵大都会博物馆古希腊古罗马艺术馆的负责人带着那只手的石膏复制品前往意大利,找到了费奥拉凡提当年掰断的拇指进行匹配,结果二者严丝合缝。负责人懊恼不已。不仅如此,据说那几座塑像的原型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座伊特鲁里亚塑像,三位造假者是看着那尊塑像的照片创作的。不过所谓的原型后来证明也是假的。

尘埃落定之后,大都会博物馆的前任馆长托马斯·霍文(Thomas Hoving)为此写道:“在1961年的情人节那一天,伊特鲁里亚三武士的真实身份大白于天下。我们欣赏了它们这么多年,为它们发表了无数文章,孩子们在学校里通过它们学习了伊特鲁里亚人骁勇善战的刚烈之魂,结果它们充其量只能算作1910—1920年间意大利现代雕塑品的代表。”

荷兰代尔夫特(Delft)的著名画家维米尔(Jan Vermeer)a并没有留下宗教主题的绘画,但是专门仿照他的画风造假的那个人替他创作了不少。同样是荷兰人,汉·凡·米格伦(Han van Meegeren)曾经以维米尔的名义模仿他的风格绘制了6幅圣经题材的作品。艺术界一度为之沸腾,各大博物馆花重金把新发现的“维米尔真迹”抢购一空,凡·米格伦一时财运亨通。但是当其中一幅画落入一位纳粹高层艺术爱好者的手中之后,凡·米格伦险些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凡·米格伦自身脾气乖戾,平日嗑药成性,热衷于自我表现,而且敢想敢干,无所畏惧。经过了许多年怀才不遇的逆境,凡·米格伦打定主意要用最华丽的手笔让高高在上的批评家们感受一下什么叫作奇耻大辱。就这样,题为《基督与门徒在以马忤斯》(Christ and the Disciples at Emmaus)的维米尔风画作诞生在凡·米格伦的笔下。为了创作此画,凡·米格伦找了一幅17世纪的油画,把边框拆下,只留画布,然后使用包括铅白、青金石靛和胭脂虫红等维米尔常用的颜料,在画布上进行二次创作。画好之后他配置了特殊的化学合剂涂在画面上做旧。最后他编造出了这幅画的来历,让它在毫无戒心的艺术圈里高调亮相。凡·米格伦 《基督与门徒在以马忤斯》

艺术批评家们的“芳心”瞬间就被这幅画作俘获了。凡·米格伦最讨厌的圈内专家亚伯拉罕·布列迪亚斯(Abraham Bredius)曾经深情地评价道:“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一幅迄今为止都雪藏于某处的大师真迹忽然呈现在眼前,画布是原装的,也没有经过修复,仍然保持着它离开大师的画室时的原貌,这是人生中何等辉煌的时刻!这张画又是何等的瑰丽!”

布列迪亚斯和其他艺术评论家们,对这张画上体现的意大利风格的点评和其他空泛的赞美之词,让凡·米格伦偷着乐了好久。本来他该按照计划自揭谜底以羞辱那些圈内人士,但是从天而降的意外之财却让他改变了初衷。布列迪亚斯和一群投资者共同凑了一大笔钱买下了那幅伪造的维米尔画作。《基督与门徒在以马忤斯》在鹿特丹的博伊曼斯博物馆(Boymans Museum)展览了七年之久。凡·米格伦的目的也从自我表现转变成了继续靠伪造维米尔的画闷声发大财。他后续创作了包括《最后的晚餐》在内的其他仿制维米尔的作品。其中《最后的晚餐》画面上的圣约翰造型其实是依照《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the Pearl Earring)描画的,笔触十分青涩。这些作品确实让凡·米格伦的腰包迅速地鼓了起来,直到其中一幅名为《基督与荡妇》(Christ and the Adulteress)的作品被纳粹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Herman Göring)弄到了手,危险的气息随之而来。凡·米格伦 《最后的晚餐》

在“二战”进入尾声的时候,《基督与荡妇》和其他被戈林从德战区搜刮来的艺术珍品一同被收缴了上去,于是凡·米格伦也被顺藤摸瓜地揪了出来。荷兰当局以叛国通敌罪将凡·米格伦判处极刑。为了保命,凡·米格伦供述戈林收藏的“维米尔真迹”系他伪造而成,同时他还伪造了其他冠以维米尔大名的作品,根据他的供词,这么做的理由是为了报复“对我的才华视而不见,令我失望透顶的其他艺术家和批评家……于是我决定以完美地复刻17世纪油画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除此之外,他还辩解说,他实际上用高仿(的)维米尔从戈林手里换回了被纳粹从荷兰偷走的200多幅各大名家的真迹,也算是曲线救国了。

主持庭审的法官对凡·米格伦的供词并不太相信,但是仍然给了他一个自我证明的机会。于是,凡·米格伦当着法庭上所有人员的面,用他娴熟的伪造技术画出了《青年基督在寺院传道》(The Young Christ Teachingin the Temple),成品令众人折服。于是通敌罪被判不成立,但是凡·米格伦还是因伪造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出狱之后不久,凡·米格伦就去世了,留下那批仍然处于惊愕状态的专家大吐苦水:“我怎么就上当了呢,真是想不通!”其中一位说道:“也许心理学家能解释,但是我真解释不了。”凡·米格伦展示赝品的创作过程

论自身的文采,克里福德·欧文(Clifford Irving)平庸无奇;但是论行骗的鬼才,他可线年,欧文假称可以代理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a的自传,从而成功地从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和时代-生活(Time-Life)两大出版界巨头手中骗取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如果他手中的项目是真的,那绝对是出版界的超重量级事件。

当时,归隐许久的亿万富翁休斯在那之前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公开过照片,更没接受过采访,坊间关于他的传闻越来越离奇。在许多人的臆想中,休斯这位昔日的航空先驱外加好莱坞领头人如今已经退化成疯疯癫癫的小老头,头发乱如鸡窝,指甲半尺多长,还有人一口咬定他其实早就死了。公众对休斯的浓厚兴趣使他成为媒体狂热追踪的目标,但是他远离尘嚣,仿佛把自己封闭在外界无法洞穿的厚茧之中,即便是他的心腹和亲信也见不到他。难怪《纽约时报》的一位撰稿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赶匹骆驼穿针眼儿都比派某个倒霉的记者打入休斯城堡要简单得多。”而且谁要是胆敢给休斯著书立传,就得吃上官司或者受到其他形式的制裁。因此,能得到休斯认证的传记类图书必然会给出版方带来巨大的利润。克里福德·欧文正是瞅准了这个机会,展开了大胆的骗局。

作为一个二流作家,欧文能拿出手的作品寥寥无几,而且销量也欠佳。他的作品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为著名的绘画界造假大师埃尔米尔·德·霍利(Elmyr de Hory)所作的传记,题为《赝品!》(Fake!)。欧文在书中并没有过分美化德·霍利,却似乎因此赢得了休斯的青睐。欧文在此之前通过麦格劳-希尔出版了不少作品,于是他顺势对当时麦格劳-希尔的执行总编贝弗利·卢(Beverly Loo)宣称自己给休斯寄去了一本刚出版不久的《赝品!》,并得到了休斯的热情回信。按照欧文的说法,他和休斯之间的鸿雁传书就这样保持了下去,在交流过程中欧文向休斯说自己想要给他立传,令人吃惊的是深居简出的休斯竟然被这个提议所打动。接着,欧文向麦格劳-希尔的高管们展示了数封休斯给他的亲笔信,其实都是欧文事先伪造的。

在其中一封信中,“休斯”这样写道:“外界媒体对我的报道我也不是不知道,因此我特别欣赏你描写德·霍利的手法,虽然我对他的道德观不敢苟同。我从不对别人的品行和节操进行评论,同时也不希望别人对我评头论足。”接下去的内容显示,休斯很有可能有出版自传的倾向,而且当时在场的麦格劳-希尔高管们深知休斯的传记绝对是一棵潜力无穷的摇钱树。后面的信是这么写的:“关于我的人生还有许多误会没有解开,我不能就这么撒手人寰……我还欠大家一个说法,总得还上。在过去的日子中,我有很多遗憾与后悔的事情,但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之前说过想给我写书,请务必提前告诉我你将在何时以何种形式进行此事。”

欧文进一步把麦格劳-希尔的工作人员引入了自己设下的局里,让他们也参与了与休斯的“秘密协商”。他带着贝弗利·卢前往美国运通的办公楼,说休斯在那儿给他预备了一张前往墨西哥的机票,以便和他商讨写书的事宜。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卢女士完全不知道那张机票是欧文自己掏钱买来为了和情妇去墨西哥快活用的,而不是为了去会见当时在巴哈马群岛某处隐居的休斯。欧文从墨西哥返回纽约时带回厚厚的一本日志,里面记载着他与休斯“洽谈”的所有细节,以及休斯这位大资本家意欲从合作出书一事中谋求的巨额补偿费。麦格劳-希尔集团开出了50万美元的价码。欧文假装去了一趟波多黎各,给休斯递意向书,并带回了他伪造休斯签名的冒牌合同。

那份合同的很多内容都很不寻常。比如说合同里规定麦格劳-希尔集团在全部书稿交付之前必须对此事严格保密,不得对外声张。这样一来欧文就有足够的空间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腾挪闪转。合同中还写明支付给休斯各种费用的支票,收款人一栏必须写H. R. 休斯(H. R. Hughes)。后来有人看到一个自称赫尔嘉·R. 休斯的金发女郎在瑞士的某家银行兑取那些支票,媒体对这位神秘女子的身世进行了大规模的猜测与报道。伦敦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把赫尔嘉称为“世界上最牵动人心的女子”;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在报纸上戏称,自己十分渴望一睹赫尔嘉的芳容。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赫尔嘉”其实是用伪造护照打掩护的欧文夫人。

在赫尔嘉身份暴露之前,欧文的骗局越来越大。麦格劳-希尔方面以为自己遇上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贝弗利·卢私下与《生活周刊》(Life)的总编拉尔夫·格雷夫斯(Ralph Graves)进行了密会,后者同意以25万美元的价格买断休斯传记出版以后在全球范围的杂志和报纸领域的独家连载权。这笔钱抵上了麦格劳-希尔付给休斯费用的一半,后来麦格劳-希尔又通过各界书友会销售渠道以及出售平装版版权等手段赚了好几十万美元。然而,就在麦格劳-希尔高兴得合不拢嘴的时候,欧文适时地让事情的进程起了波澜。

欧文说休斯不顾已经签订的合同,决定坐地起价。为了突出重点,欧文给麦格劳-希尔的高层看了一张据说是休斯亲笔手书的字据,上面写着如果麦格劳-希尔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另寻出版商。同时欧文还呈上了一张伪造的支票,上面的金额是麦格劳-希尔预付给休斯的10万美元,而付款人是休斯,收款方是麦格劳-希尔,意思是休斯打算退款并终止合同。这一步对于欧文来说实属铤而走险,但是他话锋一转,开始安抚麦格劳-希尔的高层,说自己通过和休斯的会谈成功地把当初说好的普通传记变成了更加轰动的自传创作,除此之外,他还把休斯提出的100万美元的费用压到了85万美元。麦格劳-希尔方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把价格敲定为75万美元,考虑到今后在这个项目上的预期收益,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与此同时,他们还收到了传记的初稿,并且对内容十分满意。

拉尔夫·格雷夫斯后来在《生活周刊》里对那份初稿做出了以下评价:“书稿的文风直白,内容丰富,充满了情节震撼的各种逸事,而且关于休斯青年时代的资料非常翔实,包括他在电影制片业中的奋斗、在航天领域的涉足、他的发迹史、他的私生活、他对世间万物的看法以及我行我素的怪诞风格,等等。”实际上,这份文稿几乎全是欧文通过洗稿的方式“借鉴”来的,文本来源是资深撰稿人吉姆·费兰(Jim Phelan)未能出版的传记类作品,传主是休斯熟人圈内的诺亚·迪特里希(Noah Dietrich)a。欧文交给出版方的书稿在页面空白处添加了据说是休斯本人的批注,大大增强了真实性。对于麦格劳-希尔集团的部分骨干人员来说,书稿的质量之高足以说明欧文没有动任何手脚。“就凭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很难搞出这份东西。”有人如此评价道。

欧文尽管做到了这个地步,仍然引起了某些人的怀疑。《生活周刊》的格雷夫斯就聘请一名笔迹鉴定专家对某张据说是休斯写给欧文的信笺进行了分析。那位名为阿尔弗雷德·坎弗尔(Alfred Kanfer)的笔迹鉴定师把那张纸条上的字迹和已知的休斯笔迹比对过之后得出了结论,并在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两个文本中的笔迹可以确定为同一人所写。其他人模仿的可能性小于百万分之一。”由此可见,欧文也许是在给德·霍利立传的时候启发了灵感与斗志,终于施展出一技之长。(德·霍利后来坚决不相信欧文一手策划了休斯传记骗局,昔日的造假大师对此嗤之以鼻:“能做出这事的必须是个天才,但是克里福德那个毛头小子在哪个领域都算不上天才。”)《飞行家》剧照,霍华德·休斯的传记电影

1971年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当天,麦格劳-希尔集团公开宣布世界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曾被人称为“一人千面”的神秘男子休斯终于要在来年3月为大家呈上自己毕生的经历。在新闻稿件中,麦格劳-希尔直接引用了“休斯自传”序言中的一部分:

我相信这世上流传着关于我的真真假假的故事比其他所有人的还要多,所以我决定出书以正视听,并让一切恢复平衡……我的一生过得非常充实,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来说也非常怪诞。从现在开始我会尽量对一切做出解释,但并不打算对谁道歉。你们管这本书叫自传也好,回忆录也好,随你们便吧。我的人生我自己写。

欧文在这么大的场面里不可能默默地躲在幕后,于是用休斯的口吻给自己写了一段鸣谢致辞,也包含在以上的新闻稿件中,致辞中说休斯选择欧文“是因为他的同情心、正义感、慎重的行事作风,以及我所了解的他身上高尚的情操”。好一个高尚的情操。

麦格劳-希尔集团和《生活周刊》被欧文的“情操”所折服,就连休斯方面发来的否认该传记真实性的信函都没能动摇他们的决心。格雷夫斯对此表示:“哎,这不是很正常吗?”在出版方看来,休斯否认自传真实性的行为非常符合他一贯古怪的作风。而且出面否认的又不是休斯本人,不过是他旗下的一家公司而已。麦格劳-希尔集团图书部门的总负责人阿尔伯特·利文撒尔(Albert Leventhal)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我们竭尽全力地确认了休斯自传的真实性,而且相信我们说过的话是正确的。”《生活周刊》的一位高层人员的态度就更加自负了:“哦,我们对此绝对乐观。您看,我们不是什么电影花边杂志!我们可是时代集团和麦格劳-希尔集团。我们对此做过详细的考察,手上证据齐全。”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连霍华德·休斯本人打来的责问电话都没有让人警觉。当时接起电话的不是别人,正好是《时代周刊》编辑部的弗兰克·麦卡洛(Frank McCullough),此人曾在1958年采访过休斯。电话另一边的声音确定是休斯无疑,传递过来的信息也很明确:所谓的休斯自传是骗局,克里福德·欧文是骗子。不巧的是麦卡洛已经读过了欧文递交的书稿,所以对这通电话产生了另一种理解。打来电话的人从语调到措辞、到说话方式完全是经典的休斯范儿,于是麦格劳-希尔集团的决策者们认为休斯或者是改变主意了,或者是出于某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目的,想让自传的出版盛事显得更加疑云密布。虽然自信满满,但麦格劳-希尔方面仍然决定再进行一次笔迹鉴定,以确保万无一失。这一次他们把工作委托给了奥斯本联合事务所,后者发回的报告让他们彻底放了心。“那份鉴定报告让我们集团上下一派喜气洋洋。”格雷夫斯事后承认。也许正是那份欣喜让他们连休斯私人律师切斯特·戴维斯(Chester Davis)发来的警告函都置之不理。

戴维斯律师在写给麦格劳-希尔高管哈罗德·麦格劳(Harold McGraw)a的警告函中写道:“贵方毫无疑问被人误导,以至于相信贵方得到的材料可以出版。该人以虚假的身份欺骗了贵方,并利用贵方欺骗了公众,必须对此负全部责任。”麦格劳反而向戴维斯回信质疑他的身份:“既然您以休斯先生法律顾问的身份和我方联系,那么请您出示休斯先生将自传出版一事委托于您处理的书面证明。”

这个时候的欧文正忙着把骗局进一步做大,他给休斯写了一封信,并抄送了一份给当时麦格劳-希尔集团总裁谢尔顿·费舍(Sheldon Fisher)。欧文在信中向休斯汇报了戴维斯律师和其他相关人员对传记发表一事的阻挠,并奉劝休斯“别再让手下的狗乱咬人”。虽然那封信从来都没有寄出,但是休斯仿佛真的读过它一样做出了一件令欧文措手不及的事。蛰居已久的隐士休斯竟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打破十四年以来的沉寂。休斯在与七名记者的电话会议中谈到欧文的时候说道:“我不认识那个人,直到几天以前我才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提到那些名义上被休斯兑取了的支票——同时也是麦格劳-希尔集团如此自信的缘由——休斯对此表示震怒:“切斯特·戴维斯之后会告诉你们,由于他无法查到那笔资金的下落,我是怎么骂他的。”(彼时“赫尔嘉”还没露馅儿。)

霍华德·休斯本人打破了那么多年以来的沉默站出来揭发欧文,按理说足够终结这场骗局了。但是那次电话会议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出版方认为休斯是在律师团的影响下才否认自传存在的,因为当时他们掌握了太多真实可靠的证据。欧文本人在休斯电话会议的现场则表现得有勇有谋。“这个模仿休斯说话的家伙水平挺高啊,和休斯三四年前的声音几乎一样。”欧文对在场的记者们说道,“我的委托人是霍华德·休斯本人,而不是电话那边的某个声音。”欧文甚至敢于面对铁嘴华莱士,在对线 Minutes)里面不改色地撒着弥天大谎。说到自己多次“积极”与休斯沟通,试图让休斯承认自传真实性却毫无进展,欧文对华莱士假惺惺地感叹道:“我也不明白休斯怎么到现在也不出来澄清一下。对此我感到疑惑,也很伤心,并且很不安。我自己无所谓,怕的是别人应付不了。我们手中证据齐全,一点问题都没有。让我担心的是休斯拒不回应的态度。”

1972年1月12日,休斯的律师切斯特·戴维斯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法院向麦格劳-希尔集团和《生活周刊》下达禁令,以阻止涉及休斯的伪造自传的出版发行。这两家出版商分别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书面陈述,里面的内容会让他们日后感到不堪回首。麦格劳-希尔方面的哈罗德·麦格劳声明:“本人相信克里福德·欧文提交的书稿,如其所名就是霍华德·休斯笔下的个人生涯回顾。”代表时代集团的弗兰克·麦卡洛在陈述中写道:“本人确信霍华德·休斯自传在真实性方面没有任何疑点。本人做出如此判断的基础是本人与霍华德·休斯多年以来的交情,本人阅读过自传书稿的体会,以及本人与克里福德·欧文就此事商谈以后的感想。本人对该自传真实性的确信没有被休斯方面对此做出的否认所动摇,也没有被某个听上去的确是休斯的人亲口否认所动摇。这一切都与我所熟悉的休斯的行事风格完全吻合。”

这两份书面陈述刚刚提交上去,涉事出版商就发现了领取那些润笔费的H. R. 休斯并不是霍华德·休斯,而是化名赫尔嘉·R. 休斯的欧文夫人伊迪斯。李察·基尔主演电影《骗局》剧照,根据这一事件改编

那之后没过多久,欧文的史诗级谎言终于不攻自破。在被人团团围住逼问的情况下,欧文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被判诈骗罪在监狱里蹲了十四个月。1972年,欧文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授予“年度巨骗”的殊荣。骗局:历史上的骗子、赝品和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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